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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耕博采宏图大观——试说文彬治“红”

吕启祥(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吕启祥与胡文彬)

翻开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红楼梦与台湾》,这是作者胡文彬赠我的一系列红学著述中最近的一本。他编著出版的红学书籍迄今总共约在四、五十本之数,我因受赠而大多齐全。我尝对他和周围友人说,这些书,该归拢起来,建一个“胡文彬文库”。这并非玩笑,是认真的。当下,我无意为这一新著置评,更无力为这“文库”述总,只想就长期以来得读文彬的诸多著作,谈谈个人的感受和印象,试图从中概括胡文彬治“红学”的若干特点,虽不见得全面和深入,却是真实诚心的。

我以为,胡文彬的红学著述,概而言之有以下数端值得看取:一谓历史的视野,二谓资料的整合,三谓人文的关怀,四谓文采的追求,五谓编次的精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对红学的痴迷或曰对红学的执着。

手边这本书,因其新鲜而方便,不免较多地拿来作例,文彬当能宽容我的疏懒,未能一一翻找“文库”。全面准确的评述,自有年轻的学人来作。在这里我只能举其一隅,当然亦有窥一豹见全斑之意。

首先说历史的视野。文彬是学历史出身的,历史的眼光成为他考察《红楼梦》及红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视角。他的一部最为厚重带有集成性的著作《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的题记中明言,“我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寻找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土壤,从而寻找出《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小说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成为不朽名著的独特的文化个性。”所谓“土壤”、“血脉”其实就是历史的环境、历史的线索,著者是在努力寻找一个历史的坐标为《红楼梦》定位。任何事物包括天才的作家和不朽的名著归根结蒂都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眼光可以帮助人们摆脱就事论事的局限,以更为开阔的胸襟获取新知和洞见。也正是缘于这种相对开阔的眼光,港台海外以至异域他国的《红楼梦》的流传和研究较早进入了胡文彬的视野,自八十年代初期起,便为之介绍引进,编选出版,以后又有《红楼梦》在国外的专著行世。在这方面鲜有第二人作出这样的实绩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其实手边的这部《红楼梦与台湾》也适足以提供这方面的例证。本书也给人以一种历史感,虽则由单篇连缀而成,仍依循历史的轨迹,由年前的“石头渡海”直至当今的宝岛红坛,其间凡《红楼梦》被在台人士或台籍人士阅读、评批、吟咏、研究,均历历在目。虽则不是台湾红学史,亦可看作夹叙夹议亦文亦史的长编。

还应当注意到在胡文彬自己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其写作的时间和缘由往往都在历史的“节点”上,比如新旧之交、世纪之交、雪芹生卒年的整数、某重要版本发现或行世的纪念日,以及某些重要学术会议、学术活动的开闭幕、起结点,等等。我常常惊异于他怎么会记得这些日子,赞赏他善于把握时机,回顾过往,前瞻未来,阐发出题中应有之义。这与其说是他的一种机敏或细心,不如说得益于他的历史感觉、宏观视野。

其次是资料的整合。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占有资料。无砖无瓦,何以建屋?这是常识。每一个受过基本学术训练尤其是史学训练的人都会谨记在心。难得的是做得到位、做得持久、做成习惯。从文彬送我的第一本书《红边脞语》起,就鲜明地体现出他治学重资料、善积累的特点。在涉红资料的发掘、追踪、收集、整理方面,他不愧是个有心人,时时留心、处处在意,目光四射、巨细无遗。从《红楼梦》小说本文的一词一字、作者的家世生平、版本述闻、脂评的典故出处、续作的相关资料,以至于一切涉红的故实逸事,都在他的蒐集范围之内。每隔一定时段,都可以看到在他的相关著述中归纳整理、分门别类,惠及同好。正因为有这样的储备和根基,便可以在红学的各个领域里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有的资料,孤立来看,似乎细碎,一经串联整合,其义显豁,往往能解破某些疑难问题。在端木蕻良和邓云乡二位前辈为《红边脞语》所作的序言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文彬收集追踪资料之勤奋是十分突出的,用前贤“上穷碧落下*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两句话来形容颇为切合。资料是要去“找”的,不仅要动手抄,首先得动脚跑,跑北京本地的各大图书馆不必说,还常听得他去江南某城市或东北某地方寻书访故,出门在外,为某一资料绕道、延期,甘费周折。不论是无功而返还是喜出望外,前提都得“跑”,得付出。更有的文献资料近在咫尺却尘封冷堆,无人问津;文彬却能拨开雾障,不辞辛苦,“淘”出宝来。年发现曹寅《北红拂记》抄本便是一个切近的佳例。此抄本原在戏曲专家傅惜华捐赠文化部藏书中,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接收,既未整理,更无编目,且与其他几种戏曲同在一册内,几近淹没,而文彬慧眼识珠,竟能发现,无怪引起了学界一片惊喜!

发现”固然不易,“考辨”同样重要。如上举《北红拂记》为邵锐手抄只署“鹊玉亭”、“柳山”,要确认其为曹寅作品还须多方佐证。因而发现者下了一番工夫,将此本作者、作于何时、有何价值一一厘定,才郑重向学界介绍。类此的考据辨析,同样需要耐性与功力,目的在于证明所占有的材料的真实可靠,这样的材料才有价值,才能加以整合和利用。而在“考辨”中,“辨伪”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伪”是“真”的反面,考定为真,固然可喜;识其为“伪”,可免误导,同样重要。比如清代《红楼梦》评点家太平闲人张新之,前人曾考定太平闲人为仝卜年,又有人提出另一个同名的张新之,文彬经多年辛苦追索,辨明仝卜年不是张新之,另一位苏州籍的张新之没有评点过《红楼梦》。这些“考辨”文字就收在新著《红楼梦与台湾》中,澄清了一椿红学史上的公案。

这里,特别要提到脂本《红楼梦》的校注,文彬参加了最早七、八十年代的人文本初版工作,在最近的三版修订中,从正文到注释,文彬总揽其成,出力最多,因而收获也最大。为他今后的研究,奠定了更为深厚的基础。

年《红楼梦大辞典》修订编委会议。左起:张庆善胡文彬吕启祥任少东

要之,文彬治“红”所体现的朴学传统、实证工夫是很明显的。他的著述中,目录、版本、选编、搜辑占很大比重,这是红学的基础工作。在我看来,一本翔实的资料书,其价值远胜于那些并无真知灼见的洋洋大著。学术需要积累,积累既靠勤奋,亦赖识力,文彬可谓两者兼备,成绩斐然。

第三,社会的关怀,此指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上文说到朴学传统,是指它的积极方面,今天毕竟不是乾嘉时代,一个人文学者不能只钻故实,疏离社会。我所认识的胡文彬恰恰是一个十分关心世道人心,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平日里他的交游范围广,对社会各阶层都有所接触和了解,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愤世嫉俗之言时有所闻。可以说,他是一个淑世主义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积极入世情怀。这样的品性和个性不能不反映在他的治学和著述之中,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对《红楼梦》本身的研读,一是对“红学”学风的关切。

从文彬最早的红学论文《猛烈冲击封建制度的思想家——曹学芹》(与周雷合写)就体现了鲜明的社会关怀,尽管此文有当年谁都不能避免的时代印记,其影响却不容忽视。此后逐渐摆脱了简单生硬的批评模式,真正进入到作品的文学世界,文彬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作了无数次讲演和系列讲座,写了多部著作,这些著作的主要篇幅,几乎都是用来分析讲评《红楼梦》人物的,不限于主要人物、十二钗、女性人物,而是几乎囊括了书中所有的人物。从中我们固然看到了作者对于人的尊严、人的品性、人的特点以及作家如何写人的方方面面细致入微的讲析,同时也感受到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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