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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乎里向袁隆平介绍道，水稻是马达加斯加人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中国的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马达加斯加人民基本已经摆脱了饥饿。“为了感谢您，我们特地选择水稻作新版货币图案”。
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推广杂交水稻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战略，袁隆平被聘为首席顾问。到年底，已有多个国家的多名研究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和官员到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接受了杂交水稻技术培训。
越南的湄公河畔、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平原、尼日利亚的丘陵河谷地带……杂交水稻已经推广种植和引进试种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美洲的美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地引进的中国杂交水稻就较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产量高出.4%至.3%，美国人惊呼其为“东方魔稻”。
东南亚的印尼，杂交水稻产量高出当地品种一倍多，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为“隆平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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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奖创立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曼·博洛格在世界粮食奖颁奖仪式上与袁隆平握手致意，亲自给他颁奖。
年袁隆平获得国家发明特等奖，年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年获“改革先锋”称号，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还相继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二十余项国内国际大奖。
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种证书和奖章，但他却没有被各种荣誉堆得高高在上，坚持在一线做科研。
袁隆平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就是喜欢下田。
在获颁“共和国勋章”之后，袁隆平第一时间表示回去就下田。为了方便他下田，湖南省农科院在袁隆平住宅旁安排了一块试验田。这块田从此就成了他的“心病”，袁隆平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刷牙、吃早饭，而是下田，“我待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袁隆平家门口的试验田
90岁高龄的袁隆平，尽管身体大不如前，却依然“管不住”他那双迈向稻田的腿，“收不住”他那颗向着水稻的心。
袁隆平在超级稻试验田袁隆平：“我跟你说啊，累肯定是累的。但是一到了我们超级稻的田里面，我就兴奋起来了，就不累了。不亲自下田不行的，不能隔靴搔痒啊！必须要到现场亲自看。我培养研究生啊，因为是搞水稻的，我第一个要求你要下田，不下田，我就不培养。我说电脑很重要，但是电脑里面长不出水稻；书本知识也很重要，书本里面长不出水稻。你必须到田里面，才能种出水稻出来。”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袁隆平
在共和国即将迎来70岁生日之际，得知自己即将获得共和国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袁隆平曾说自己更希望的是，为共和国的生日献上一份来自杂交水稻试验田的“厚礼”……
袁隆平常和人说起他做过的两个梦。
“我有两个梦，一个梦就是高产、更高产，就是‘禾下乘凉梦’，这是真正做到的梦，在我们高产杂交稻穗下乘凉。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走出国门，让杂交稻为世界的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现在还只有几百万公顷，要做到八千万公顷。”
袁隆平：“像贪财的人有百万想千万，千万想一亿。我这个就是贪产量。到了几百公斤贪八百公斤，八百公斤贪九百公斤，九百公斤想一千公斤。最后一千二百公斤（每亩），十八吨（每公顷）。不满足啊，因为这是个有意义的事情。”
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攻关方面成就斐然，在生活中他更是一个很率真的人，活得真实，也活得很丰富。他曾说自己喜欢自由散漫，不爱带博士、不爱带科研队伍，视频发布之后受到网友热捧。
拉小提琴打排球玩象棋游泳
生活中的袁隆平很朴实，他说自己从没有想过要过奢华的生活，对物质的享受看得很淡，钱够用够花就行。衣着方面也比较朴素，西装也就几百块一套，偶尔出差逛街，也买几十块的便宜衣服，有次到香港中文大学作报告，他就扎了条刚在街边用10元钱买的领带。并且，他有一个“怪癖”——专挑便宜货买，价钱高的东西他不感兴趣。
袁隆平向专家组介绍第三代杂交水稻的情况
但在科研方面，他却“大手大脚”，毫不抠门，早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励他的1.5万美金，他就全都拿出来，成立杂交水稻基金，奖励有成就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去年，正在海南三亚开展科研攻关的他，通过工作人员向湖南省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请他们转交湖北抗疫一线，帮助湖北人民共同抗击疫情。袁隆平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尽我一点绵薄之力。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这次疫情。”
直到今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
袁隆平与江苏也有很深合作。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熟分中心暨端木银熙水稻育种研究推广研究中心，便是袁隆平在华东地区设置的唯一分中心。中心成立时（年10月18日），袁隆平曾站在常熟“超高产精确定量栽培常优09-3”试验田头，捧着沉甸甸、金灿灿的大粒稻穗，袁隆平说：“好啊，这个杂交粳稻有望突破亩产公斤。”这位当时81岁的老人有着惊人的体力，除去睡眠，在常熟仅露面1个半小时，便旋风般离去。在从常熟去上海虹桥机场的路上，新华日报记者获得了宝贵的独家采访时间，得以与“中国杂交稻之父”对话。以下为专访全文：9月19日，“中国杂交稻之父”袁隆平指导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籼稻试验田平均亩产.6公斤，创我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举世瞩目。10月18日，站在常熟“超高产精确定量栽培常优09-3”试验田头，捧着沉甸甸、金灿灿的大粒稻穗，袁隆平说：“好啊，这个杂交粳稻有望突破亩产公斤。”这一天，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熟分中心暨端木银熙水稻育种研究推广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袁隆平在华东地区设置的唯一分中心。这位81岁的老人有着惊人的体力，除去睡眠，在常熟仅露面1个半小时，便旋风般离去。在从常熟去上海虹桥机场的路上，本报记者获得了宝贵的独家采访时间，得以与“中国杂交稻之父”对话。
“房子里有什么看头？下田。”
上午9:40，袁隆平来到常熟分中心。刚刚走进大楼，他忽然止住脚步：“房子里面有什么看头？实验室都差不多嘛，下田。”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试验田果然与一般稻田风景不同。秆高、穗大、颗粒饱满的杂交粳稻已进入收获季节，稻浪金*，煞是好看。走在田间，袁隆平面部表情有了微妙变化，一块块田看过去，像看到自家孩子般亲近，脸上忍不住漾出笑意。64岁的端木银熙陪在袁隆平身边，边看边聊，遇到1米宽沟渠，袁隆平一个箭步跨过去。中国杂交稻技术全球领先，但是其他育种专家因为与袁隆平处于同一个时代，都只能被冠以“袁隆平式的人物”。常熟农科所的端木银熙便被称为“江苏袁隆平”。端木团队经过30多年的努力，完成数十项创新成果，育种技术处于国内先进行列。他们的育成品种在全国各地已累计推广万亩，增产10亿多公斤，增收16.2亿元。“我们有20多个杂交粳稻的组合，其中常优1-5号五个组合都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字号’。现在测算出来，有8个品种亩产是超公斤的。”“籽*秆子青，我们湖南话讲就是色相好。”袁隆平摸着稻穗说。亩产公斤、公斤……越往深处走，试验田产量越高。“田里多好，房子里有什么看头。”袁隆平忍不住又感慨。“下面有两块田是接近公斤的。”“公斤哩，去看。”袁隆平招呼他的助手们。站在“超高产精确定量栽培常优09-3”田边，袁隆平仔细向技术人员询问穗数、颖花数、结实率、粒重、阴雨多长、有没有台风……“起码还有半个月才能熟。算一下呢，可以啦，有望超公斤。今年你们才搞两三亩，争取明年搞百亩”。离开这里时，秘书特地为他折下一枝沉甸甸的公斤攻关杂交粳稻稻穗，带回湖南。
杂交粳稻亩产也要攻克公斤，进*0公斤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全国有6个分中心，为什么要在常熟建立分中心？袁隆平说，主要是要发展杂交粳稻。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粳稻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年我们在天津开杂交水稻大会时，全国杂交粳稻的面积不到万亩。当时提出的目标是要在五年之内发展到万亩，每亩增产公斤。任务到现在没有完成，还只有0多万亩。”袁隆平交给常熟分中心三个任务。一是，在长江中下游进一步扩大杂交粳稻，为实现全国种万亩杂交粳稻、每亩增产公斤作贡献；二是，攻关亩产公斤，向0公斤迈进。“攻关以后要推广应用，希望能覆盖整个长江中下游。示范田亩产公斤，大面积生产能够达到亩产公斤。”第三，要争取三分地养活一个人。事实上，在过去多年的交流与合作中，袁隆平早已与端木银熙结缘。年，端木就参与了袁隆平的科研课题“超级稻新品种选育研究”。在海南三亚，他们的育种试验田只隔了一条窄窄的田埂。早上，二人常常在田头碰面，相视一笑后各自开始工作。“作为一个县级农科所，常熟农科所非常好，我非常满意。加入我们中心，对常熟大有好处，今后他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国家级项目。这对他们会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超级科技明星“粉丝”无处不在
“袁老师，我在深圳工作，正在这里等飞机，跟你问个好。”研究超级稻的袁隆平，同样是超级明星。在常熟田头，他被摄像机包围；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人上来主动握手、问好、致敬，还有人尾随惊呼：“是袁隆平吗？他太伟大了！”袁隆平匆匆忙忙赶回长沙，是因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共和国领导人要见他。在这个贫困的新国度里，解决温饱是个大问题。“我年纪大了，不能跑到南苏丹去帮他们，我的助手肯定会去。”从美国到非洲，都有袁隆平的杂交稻，去年在国外种到5多万亩，今年达到多万亩。袁隆平派出了他团队的邓小林担任中国援非项目的总顾问，去年仅提供给马达加斯加的杂交水稻种子就有56吨，今年吨。“中国13亿人口温饱没有问题了，但是全世界还有10亿人吃不饱饭，我们要用中国好的经验、品种、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问题。”袁隆平团队无疑已是中国最成功、最亮眼的农技团队。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华凤说，中心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团队，创新能力非常强。袁隆平是标杆，下面有“八大金刚”（40年以上水稻研究经历）、“十三太保”（20年以上水稻研究经历），拥有30多名博士，都是从事10年以上水稻育种的人员。经常有外国公司来中心高薪挖人，邓华凤也经常面临这种诱惑。“我们不离开，都是被袁老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身处光环之中，袁隆平却没忘让记者呼吁：现在基层农技人员、农技推广站问题很多。很多新技术、新品种都要靠县、乡一级的农技站去推广，但农技人员工作辛苦，工资不高，地位也低，国家应该在这个方面扶持一下，待遇提高一点，经费多给一点，为他们创造好的条件。来源：群众杂志
